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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文学史课讲到沈从文，谈到他的《边城》如何如何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纯净美好的精神世界。

    老师讲到的固然是其一方面，但自己读到《边城》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不能与老师一致。

    所谓追求自然的本真，释放自己的欲求，不要压抑。沈从文需要的是原始的、野蛮的力量，而大家仿佛也对这种诉求大加赞赏。但是在《边城》中为何又是那么多的曲折？为何追求最原始的力量的沈从文没能让其中的男女们直白地表达从而追求到他们所想要的，而是犹如其所拒斥的城市人那般在误解中抱憾？

    这是让我觉得其也只是借着湘西乡村这一外衣而进行的一篇城市小说，他们有着与城市人一般的思维情感，只是发生的场景转换到了农村而已。这也是他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因为无论是身为京派小说代表的沈从文，还是那一时代的其他大作家，即使他们再怎么崇尚农村的生活，追求其恬静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活动地点，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化、经济、政治中心都是在城市。而农村，只是他们在城市厌倦之余的一种逃避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消遣。

    再说当时的各位先贤都再替中国思索一条出路，提供自己所设想的方案。那么，难道农村就是沈从文提出的方案吗？再我看来，这只是沈从文为在城市过速发展中丢失信仰与精神的人所找到的慰藉，而并不是中国能够切实实施的改革的方案。至于农村这条路到底是否可行，任何有着历史观念的人都应该明白。不管现在党是怎样宣传的，当初要不是日本插了一手，恐怕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之路早就应该断掉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对党有着不满，相反我认为中国在现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党来领导，我们再也付不出第二次“文革”的代价了。因而农村只能是我们精神的一处精神净地而已，而不能成为我们发展的主旋律。党在革命成功后不也是将革命中心转移到城市了吗？当然由于党的发展历史，阻碍了她不能什么话都说，尤其是某些事实。

    那老师解读的，沈从文所塑造的农村的环境，那份原始的、野蛮的力量，就是希望中国以中国的传统来继续发展。那么，这不正是在近代被西方强行打开国门后士大夫们所保有的态度吗？西方蛮夷之地，只可学其器，不可用其体。器道之辩也是在近代论争十分之激烈的辩题。“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形而上之道；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是形而下之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王韬和郑观应的话可作为代表，他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三章世纪末的新世界观——进化论思潮·四、由器而道：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形成》80页）在我看也的确，如边城一样的纯净只能是人们精神的一块慰藉地，而不能真正成为发展的道路。站在文明的进步道路上看，这种看法无疑是反进步的，逆历史潮流的，带给中国的，只能是如近代以前与之后的同样的社会状况。中国近代之革命之所以如此困难，改革无法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并没有成熟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为何“道”的学习是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因而道器之争，或许只是一个激进程度的区别。坚持“中体西用”的人不会想到的是，只要切切实实地学习了外国的器，有了基础，那上层的禁锢是不能满足的，必然趋向道的学习。而这种纯净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道与器都不愿要，只是自己沉浸在精神世界中。这样也未尝不是一种陶冶，不过只是执着于精神，是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实质上的转变的。

    而且，老师说这部小说格调十分的好。大家要学会欣赏小说的格调，情致。老师还说，中国读者的鉴赏水平为什么一直提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读者只是看小说的情节，而不注重于小说的情调。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无谓的定义。西方读者注重情调，鉴赏水平就高？中国读者看重情节，鉴赏水平就低？这个逻辑是否也属于另一种强盗逻辑？

    近代中国由于被列强欺压，有了一段激进的崇尚西方而排斥中国传统的过程。中国人是难免偏激的。奉行几千年的传统让我们一直都是天朝上国，突然被夷狄欺负得抬不起头，这让我们有了偏激也不为过。可是在经过多年发展，我们有了实力之后，就应该有了新的鉴赏能力时，应该重新审视什么是我们文化中应该有益而留下长存的，什么是西方的糟粕，我们应该舍弃时，居然还有大学的老师能说出这样的观点，我是不敢赞同的。

    这也只是我在读到《边城》，更主要是在听到老师讲的文学史之后的看法。总之，边城所营造的氛围，是中国人精神归宿的表达，也是中国人理想的精神境界的实际存在。但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并不能解决中国在近代的实际问题。而说这部小说的情调好，也不是有错，而借此上升到文学审美的高度就是过于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