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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偏爱于极端，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执着。

    记得第一次看金庸的《天龙八部》，觉得里面的人都怪得很。明明是大英雄的萧峰，只因为民族的转换，从汉族变成了契丹，也就立刻从顶天立地的英雄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奸贼。这是为什么？固然这是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一个反应，但是也是汉民族自身一种自大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反应，然而最主要的，难道不是其中一种极端情绪的表现吗？

    这里我们不探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内容，这在之前已经说过。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之中一种走极端的情形。

    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很讨厌压抑的民族，从我们仅有的几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就能看出。一旦政治上的束缚松开，我们长久压抑的思想就能蜂拥而出。战国的百家争鸣，近代民国时期，以及昙花一现的“双百”时期，我们不是各式各样的想法都绽放出了绚烂的花朵吗？然而，在长期压抑的独尊儒术的时期，人们的各种思想都被禁锢了，因而他们能呈现的就是另一种极致——不是绝对的自由，就是绝对的极端，非此即彼。因而在儒家的世界里，非儒的，就是异端；非我的，就是异类；非英雄的，就是奸贼。

    因而在五四，我们几千年来维持的统治被列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扰时，让我们的传统长存千年的旧思想，突然之间就全部成了糟粕。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的“孔家店”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们有了全盘西化的趋势。这难道不是极端？

    几千年的积淀，不管如何，难道其中就没有可取之处？但是一旦置身于现实的洪流之中，敌不过其他的文化，那它就是不可取的。曾经的礼义道德，变成了封建的帮凶。我们舍弃了道德，为了只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西方的天赋人权，促使他们有着开放的思想，从而有了他们先进于世界的发展。然而真是学习西方就行了？事实证明西方在思想发展中遇到瓶颈时，他们从我们的过去，我们抛弃的“孔家店”中找到了一盏明灯。于是我们蓦然地发现我们的文化之中又是有可取之处的！于是一座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兴建，但是在国内的大学生中，竟然有人不知道孔子为何人。（这是上课时老师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我们就是这样摇摆，只在两个端点上停留。

    就如现在的农民工讨要工资。动辄就是跳楼，劫持。为什么要如此极端？因为不极端就不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只有极端才能吸引大家的眼球，让自己的事情被国家关注。国家不关注，自己的事情就没着落。否则平时自己主动地找国家帮忙，只是塞责敷衍。因为我们的国家，在知道思想上就是一种极端的走势。当始皇一统天下时，法家成为绝对的权威。除了皇帝，谁犯了罪，就是要接受惩罚。而一旦秦朝崩溃，法家又成为众矢之的。严刑峻法就是诸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日后，谁又不是明儒暗法呢？及至汉朝，儒道之争，虽说是表现为帝后两党的斗争，可非儒即道，否则只能受两派攻击。而这两派各是什么主张？一个是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一个是加强控制的国家主义。为何历史在一遍一遍地上演这种两端选择的活剧，我们却不能从中逃离选择一条不那么极端的路呢？难道只有极端才是适合我们的？

    这不是说中庸之道。真正的中庸之道有几个人真正地领会到了？我是没有领悟到的，但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最后就变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极端不是不好，有些时候极端就是一种表态。可是处处极端，那是否就是一种偏执？